8月3日，为进一步释放服务消费潜力，国务院印发《关于促进服务消费高质量发展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提到，要激发改善型消费活力，推动社会培训机构面向公众需求提高服务质量。有声音认为，这意味着校外学科类培训或将“松绑”，教培行业将迎来春天。

　　实际上，校外学科类培训并未解禁。全国工商联民办教育出资者商会监事长马学雷对《中国新闻周刊》分析说，《意见》中提到的培训主要指职业教育、成人教育和非学科类培训为代表的培训，不包含学科类培训。

　　自2021年7月“双减”政策出台以来，对校外培训机构的治理已持续三年。今年暑期，多地教育部门再次发文严禁培训机构开展学科类培训，并公开对违规校外培训的查处情况。8月19日，广州市公布了今年第三批共5起校外培训违法违规典型案例。

　　8月10日晚9点，广州闹市区一大厦门口陆续走出十余名小学生，背着厚重的书包，手捧着教科书和笔袋，不远处，几位家长在等候。这是一座有些年头的建筑，因聚集着许多知名教培机构，被一些当地人称为“补习大厦”。

　　日前，《中国新闻周刊》走访广州多家大型教培机构后发现，暑期学科类培训的需求依旧存在。“八年级数学和英语大班（30人）基本已经报满了。上一轮暑假课刚结束，马上要开下一轮了。现在只剩下一对一和一对三了。”一位机构老师介绍道。根据某机构报价，以八年级数学和英语为例，9月前，一对一每节课价格是730—770元，时长110分钟；9月后，价格升至840—880元。一对三的价格则在600—630元之间。

　　不过，不少机构对报名咨询的处理较为谨慎。对初次咨询的家长，机构老师往往只通过口头形式介绍课程内容、时间，并未给出任何纸面的宣传单。当问及价钱，机构老师则主动添加咨询者的微信号，通过微信发送相应收费规则。

　　教培机构、私立学校老师开展私教业务的现象也不罕见。一位广州的初中生家长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近两年，基本每个假期，小区内许多家长都会组团为孩子报名私立学校教师私下开设的补习班，“大概8—9人一个班，很受欢迎，晚了还抢不到”。

　　就读于广东一所重点大学的大三学生钟昊高考后一直在接初高中数理辅导的业务。去年寒假，他通过小区业主群发过一次简历，很快便找到两份合适的家教工作。之后，基本每到寒暑假或是临近期中期末时，都会有家长通过熟人介绍，邀请他辅导。他做的是一对一家教，收费是每小时150—200元。北京某顶尖高校的一位大三学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北京大学生一对一家教的时薪一般在200元以上，如果家长要求有竞赛背景或是其他附加条件，时薪在700—1000元也是正常的。

　　针对隐形的校外学科类培训，华南师范大学基础教育治理与创新研究中心副教授余晖分析说，考虑到监管资源的有限性，想要精准管住每一次培训存在较大难度。“在区县层面的教育行政部门，专职从事校外培训监管的工作人员多在五人以内，一些情况下部分人员还需兼顾其他工作。”私人家教的监管难度更大。

　　但不争的事实是，过往三年，学科类校外培训市场的规模显著压缩。据信达证券统计，截至今年4月，“双减”前 12.4 万个义务教育阶段线下学科类培训机构已压减到 4176 个，压减率为 96.6％；“双减”前 263 个线上校外培训机构压减到 33个，压减率为 87.5％。

　　马学雷指出，一方面，教培行业在积极响应国家政策，努力向素质教育、职业教育、成人教育培训转型；另一方面，校外学科类培训的规模化、集团化、资本化程度明显下降，除正规审批外，仍有少数以隐形的形式存在。

　　8月2日，广州一名小学生在2024年数字文娱科技与应用展览上体验“AI学习机”。

　　广州市有着十余年教学经验的初中数学老师林晓安认为，“总体来说，家长的教育投资更趋理性”。如今，不少家长更注重孩子的实际需求和个人成长。她观察到，就算是仍坚持补习的家庭，“也不会加压太多，可能在90分钟课程内完成3个科目的辅导”。

　　既有实证研究印证了上述判断。据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国情调查中心2021年12月至2022年12月对全国31个省级行政区213个区县所做的调研，在参与学科类培训的总时长方面，85.99％的学生较“双减”前减少50％以上。

　　校外学科类培训带来的经济负担也有所降低。一项研究对比了2017年—2023年中国教育财政家庭调查的数据，发现中小学生的校外学科类培训参与率显著下降，从36.1％下降至13.5％，校外学科类培训的家庭支出从1777元下降至1350元，学科类培训支出占学生家庭教育支出的比例从10.5％下降到8.4％。研究作者为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副研究员魏易。

　　但值得注意的是，该研究在计算支出均值时，也包含了支出为0，即没有参加校内外服务的家庭。如果剔除了未参加的样本，2021年—2023年，家庭校外学科类培训平均支出分别为9723元、8126元、9252元。

　　余晖认为，“双减”政策关于校外培训治理的显性目标总体得以实现，包括规范培训服务行为、从严审批培训机构和强化常态监管。

　　“班上有条件的都补，自己不补，还是会担心孩子的学习被落下。毕竟现在更卷了。”初中生家长吴晓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之前，她为刚上初一的儿子退掉了机构的数学辅导课，但当她发觉周边家长仍在坚持补课，且儿子学习成绩有所下降，又“火急火燎”地托熟人重新报了两个班。

　　教育减负的大趋势下，家长对教育的焦虑感仍难以根除。马学雷分析道，这是一种“不安全感”，其中不仅包含“争抢”优质教育资源的决心，还隐含对孩子未来发展的忧虑。

　　2023年5月12日，首都师范大学的学生们带课进入北京的部分中学，为各年级学生提供具有各学科特色的趣味课程，丰富校内课后服务内容。

　　一部分高收入家庭甚至陷入学业负担难减、经济负担增加的窘境。余晖将这种现象概括为“逆向增负”。这类家庭往往参与意愿较强，倾向于维持原有负担或自我增负，同时具备维持密集化校外培训的经济条件。

　　余晖指出，相较农村地区，城市地区往往有更丰富的校外教育资源，尽管教培治理成效显著，家长们仍可以通过各种途径接触到所需的教学资源。他曾在2022年对广州、深圳、南昌、佛山等地共计2391名家长、教培机构老师、大学生家教开展问卷调查，结果显示，37％的家长愿意接受一对一或小班化家教作为原校外培训班的替代形式。

　　魏易的前述研究显示，“双减”政策实施以来，中小学生开始转向校内课后服务。但与此同时，高收入家庭正投入更高成本让孩子继续参加课外培训，其子女所在学校往往也能提供更优质的课后服务，与低收入家庭拉开差距。

　　该研究发现，从校外学科类培训来看，“双减”主要作用的是中等偏上的收入群体：对于收入水平位于60％—80％区间的家庭，政策使其在校外培训参与率和家庭支出上显著降低；对收入最高的20％家庭，政策没有显著影响。据中国教育财政家庭调查此前数据，收入最高的5％家庭中有60％为子女购买了校外培训服务，校外培训支出占子女教育支出超过50％。

　　这是否意味着会进一步加剧教育分化？余晖认为，这背后有着更深层的结构性问题，不能纯粹放在减负政策的背景下去看，一时之间亦难以解决。马学雷指出，校外学科类培训问题的根源在于校内教育。“培训机构只是提供服务，满足了学生和家长的需求，如果需求没有消解，供方无非是换一种形式。”

　　据教育部校外培训监管司的解读，“双减”的根本目的是加快实现教育资源的优质均衡，提升课堂教学质量，改革考试评价，实现基础教育教学整体性改革。但在具体执行过程上，校内改革仍面临许多挑战。

　　马学雷指出，某种程度上，“校外学科类培训是校内教育资源不均衡的条件下，配合名校掐尖招生的产物”。他认为，当前对于招生考试评价的改革仍需继续推进，当下，名校掐尖招生的风气依旧难除。

　　南方某省一位有着十余年从教经验的小学语文老师郭安透露，尽管教育局一再严令禁止，仍有部分学校以开放日的名义，或是通过与机构进行秘密合作的形式开展密考。今年5月，《焦点访谈》节目曝光了北京几所初中通过举办培训班、选拔测试等方式提前选拔优秀生源。

　　“课业负担确实少了，但压力并没有少。”郭安说，无论学生、家长还是老师，都面临着不同程度的焦虑。郭安苦恼如何在作业减少的情况下，稳住学生的学习成绩。郭安说，学生成绩依旧是教学考核的重要指标。

　　家长和学生亦难以摆脱对成绩的担忧。国家层面的“双减”政策明确规定，不得有考试排名行为，考试成绩呈现实行等级制。其设立初衷是为了克服唯分数论的倾向，减少教育内卷和压力。但在实际施行时，学生和家长很容易因无法明确定位陷入迷茫。

　　郭安补充道，现行的成绩等级制往往难以准确反映学生的学习状况。如果考试难度小，拿A档也不意味着学生学习效果很好；反之，如果考试难度大，拿B档、C档也可能名列前茅。郭安认为，过度减轻学生压力，反而会导致其抵御风险和心态调节的能力下降。减负的同时，更应注重配套的改革措施，真正提升学生的思考和学习能力。

　　马学雷分析道，2019年教育部已相继宣布取消中高考考试大纲，如今的教学应是启发式的，从考试来讲，更注重考查和培养解决实际问题、知识迁移、融会贯通的能力，从而有利于落实素质教育的要求。

　　减负之外，提升学校课后服务水平，满足学生多样化需求也是推进校内改革的重点。“双减”三年，在大幅压减学科类校外培训的同时，教育部也在积极推进校内课后服务，但与此同时，区域、校际课后服务资源和质量不均衡，教师工作压力增大，学校操作不规范等问题也逐步显露。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2023年的一项研究显示，教育减负政策可以全面发挥作用的条件较为苛刻，只有在不存在升学竞争或者升学率非常高的情况下，限制课业负担和校外教育培训负担的措施才可能有效，而这些条件在现实中不容易存在。

　　“把改革的措施落实到位，义务教育校外学科类培训就失去了存在的土壤。”马学雷指出，必须坚持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各学校严格遵守相关准则。从更长远角度来说，如今已从学历社会进入能力社会，应做好职业生涯规划和职业教育。

　　2020年2月7日，上海一名小学生在寒假期间通过网络远程授课居家学习。本文图/视觉中国

　　“双减”三年，校外学科类培训整治颇具成效，随之而来的问题是：校外学科类培训的未来将走向何方？

　　“从长远来看，它仍然会持续存在。”余晖认为，学校教育的整齐划一性使其在因材施教方面存在不断优化的空间，因此一些有条件、有意愿的家庭还是会为小孩寻求校外培训。但其存在有一定条件，“它会在政府的有力监管条件下存在，它的发展也会以不干扰学校正常的办学秩序为前提；它的体量会控制在适度的范围内。”林晓丽亦认为，由于升学压力始终存在，校外学科类培训市场不会消失。但其收费规则应当受到政府进一步的规制，确保其不给家庭带来负担。

　　需要注意的是，“双减”政策从未完全禁止学科类培训机构，只是以“教育公益”的标准对其价格和数量进行严格限制。不过，到目前为止，国内尚没有重新放开义务教育阶段学科类培训机构登记的政策出台。

　　今年2月，教育部发布《校外培训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明确了校外培训成为学校教育有益补充的基本定位，并提出数条鼓励非学科类校外培训发展的举措。征求意见稿明确指出，“校外培训按照学科类和非学科类实行分类管理”，并从机构性质、人员资质、收费管理、监管备案等方面进行进一步规定。

　　“分类施策是大方向。”中国民办教育协会副秘书长、全国校外培训监管专家委员会政策分委员会秘书长曲一帆日前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社会培训涵盖范围很广，对于面向不同人群不同类型的培训，有不同的法律和政策要求。

　　“按照目前的状况，‘双减’改革一直在往前推进。”马学雷说，教育综合的改革方向必须符合人的成长规律，应当更注重培养学生的人格、心态、能力。

　　“双减”实施以来，市场端对非学科类培训需求旺盛，一部分教培机构已剥离K9学科类培训业务，转而开展素质教育类课程。不过，从名称和课程介绍来看，目前市面上占主流的素质教育类课程与传统学科存在一定相关性。以学而思的“培优素养课”为例：人文创作课程对标语文，帮助提升阅读、写作和创作能力；科学思维课程则对标数学和理科。

　　职业教育、智能硬件、文旅直播等领域正成为教培机构新的业务增长点。目前，包括高途、新东方、学而思在内的多家企业均已推出智能教育硬件，并在直播电商领域取得一定成绩。新东方财报显示，截至2024年5月31日，公司实现营收为11.37亿美元，同比增长32.1％，其中，包括非学科类辅导、智能学习系统等在内的教育新业务营收同比大增50.3％。

　　学大教育称，其在今年上半年的净利润为1.3亿元—1.85亿元，同比增长46.32％—108.23％，这主要是因为其在保持个性化教育领域业务的优势时，深入推进职业教育、文化阅读和医教融合等业务。

　　余晖说，“双减”之下，学科类校外培训监管趋严，与此相应，非学科类培训的发展空间存在更大的弹性。如今，“校外培训机构在转型上已积累了较多经验，当下的发展格局也会在未来得到进一步延续”。pg模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