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与教育之间有着紧密的交互关系，人口对教育提出了需求，而教育则持续推动着人口流动和结构变化。人口规模、空间和结构的变化，意味着教育政策也要做相应的调整和优化，否则就会导致教育资源错配和教育质量下降。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以下简称“七普”）披露的主要数据，特别是人口的年龄结构、空间分布和城乡布局等内容，对学前教育、基础教育、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的政策调整有重要意义。

　　从人口受教育情况来看，七普数据显示2020年拥有大学（指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比例为15.47%，比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8.93%增长了73.2%，是各类受教育程度中变化幅度最大的。15岁及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由2010年的9.08年提高至9.91年，有13个省份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在10年以上。这表明过去10年我国教育事业发展势头强劲，特别是高等教育普及率大幅提升。

　　在越来越多的人有大学可上的同时，上学难转化为上好学的问题。基础教育阶段，让孩子们享受公平优质的教育，是提升教育质量的关键；进一步做好高等教育的扩容增量和提质增效，优化高教资源在各地区的布局，使更多青年有机会跻身知名高等学府，需要重点关注。

　　2020年与2010年相比，总人口增加7205万人，增长5.38%，人口增长速度较2010年有所放缓。虽然我国人口未来仍然会处于增长通道，但是很快将会达到人口峰值。为此，需要考虑通过补齐学前教育的短板来提升人口出生率。

　　许多独生子女和双职工家庭，生育意愿普遍不高。如果不能有效解决学龄前儿童入托问题，那么就很难真正激发育龄家庭的生育意愿。因此，要加大对学龄前儿童的托育投入，借助市场力量来扩大有效供给；加强托育服务产业的规范化和标准化，使之成为未来提升人口出生率的重要措施之一。

　　人口增速放缓也意味着要做好基础教育学位供给结构调整和优化工作。基础教育资源在不同地区的不均衡不充分配置问题还将继续存在，因此要做好欠发达地区的基础教育帮扶工作，使教育资源更多向人口流入地倾斜。

　　七普数据还显示，2020年中国有超过63%的人口居住在城镇，城镇人口比例比2010年上升14.21%。这表明人口进一步向大中城市和东部地区集聚，并给城市教育资源配置带来新的挑战。此外，市辖区内人户分离人口超过1.1亿人，与2010年相比增长192.66%，这可能导致学住分离问题进一步凸显。如何进一步做好市内学位的公平高效配置，将是未来一段时期特别需要关注的问题。扩大基础教育学位的分配区域，实现中小学贯通制学位分配，都可能是未来需要考虑的政策选项。

　　当越来越多的流动人口成为新市民，流动人口的家庭随迁和子女教育问题，就关乎新型城镇化的质量和市民化的进程。目前以户籍和住房等为依据来分配教育机会的政策，需要考虑在流动人口加速市民化的背景下如何调整。不让流动儿童和未成年人掉队，为他们提供公平优质的城镇教育，就成为教育政策面临的重大挑战。否则，随迁子女的入学问题如果得不到妥善解决，将可能使新市民面临阶层向上流动的天花板，乃至出现贫困代际传递，不利于新型城镇化的包容性推进。与此同时，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政策背景下，要让乡村儿童和中小学生可以就近入学，在享受优质教育的同时可以不忘乡愁。

　　七普数据表明中国60岁及以上的人口占比为18.7%，其中65岁及以上占13.5%，人口老龄化程度进一步加深。值得注意的是，人口老龄化意味着银发经济的来临，如何让终身教育成为老年人的生活新常态，就成为成人教育特别需要关注的问题。随着人口预期寿命的延长，人口老龄化使成人教育事业发展前景广阔。老年人退休、返聘和再就业，都使接受继续教育需求旺盛。考虑到短视频和直播等新兴技术带来的新机遇，通过新兴互联网平台提供各类教育和传播知识就显得尤为重要。要推进信息无障碍建设和适老化改造，使更多老年人享受“互联网+教育”的技术红利。

　　人口命题，教育答题。深刻理解人口普查数据背后的教育政策意蕴，才能使未来的教育政策更加贴合实际和跟上步伐。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联合印发《“十四五”时期教育强国推进工程实施方案》，提出基础教育补短板，职业教育树精品和高等教育创一流的三大战略。这些举措的推行和落实，相信会使未来教育政策更好地回应人口变动提出的挑战和需求，加快中国从教育大国走向现代化教育强国的步伐。

　　数字基础设施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底座，是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建设的基石。要立足不同产业特点和差异化需求，推动经济产业全方位、全链条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转型。

　　高质量构建“大思政课”工作体系要聚焦目标、效果和特色，着力破解思政课建设中的重点、难点和关键问题，带动思政课叙事表达体系和场景体验模式的深层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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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民族传统节日春节即将到来。值此之际回望2023年，中国经济主要预期目标圆满实现。展望新的一年，我国经济发展依然将面临一些困难和挑战，但同时也具有体量大韧性强创新后劲足的竞争优势、宏观经济政策回旋空间大的支撑效应、新一轮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增长红利等三重有利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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