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聪慧过人，学习成绩永远是第一，他成了街坊邻居们嘴中孩子们的榜样和偶像。

　　他读南京国民法政大学二年级时，大学停办了。歇学后，他结识了不良朋友，厮混于赌场。他又成了街坊邻居们眼中鄙视的浪子。

　　1919年春节，在外地的发小们都回到家乡过年了。发小们聚会时，一位姓周的同学自豪地说，他要去法国留学了，发小们纷纷祝贺。

　　发小们都知道，潘序伦的智商能甩周同学好几条街，学习成绩也高他好几个档次。

　　周同学在得瑟和自豪时，潘序伦却成了背景板，被发小们在惋惜中议论。这种巨大的反差对潘序伦来说，刺激太大了。

　　春节一过完，潘序伦就赶回了上海。找到了他的恩师上海浦东中学校长黄炎培。诉说了自己想重新读书，并想出国留学的想法。

　　黄炎培是中国著名的教育家，解放后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他极为喜欢这个天资聪慧、学习成绩优秀的学生。

　　当潘序伦迷失人生方向时，黄炎培曾扼腕叹息。现在，潘序伦迷途知返，自己主动要读书了，惜才的黄炎培大喜。

　　黄炎培马上给上海圣约翰大学校长卜舫济写了一封推荐信。同时，明确表示他愿意做潘序伦同学的担保人。

　　卜舫济校长是美国教育专家，已在中国生活了大半辈子。他能讲一口流利的上海话，并精通中文。他也是孙中山和宋庆龄的好友。

　　1913年2月1日，辛亥革命胜利后的第二年。孙中山先生应卜舫济校长的邀请，专程来到了上海圣约翰大学，参加上海圣约翰大学学生的毕业典礼。

　　卜舫济校长看到黄炎培的信后，极为重视。因为，他知道黄炎培在中国的地位和社会的声望。黄先生举荐和担保的学生，一定是有其长处的。

　　卜舫济校长亲自与潘序伦进行了面谈。与潘序伦一谈，他就知道这个青年，pg电子模拟器试玩在线智商和原教育底子非常好。

　　另一方面，潘序伦没有参加上海圣约翰大学的统一考试。并且他已26岁，结婚成家了。

　　最后，卜舫济校长亲自决定，公事公办。但以一种契约的形式公事特办，协议规定：

　　潘序伦只能以旁听生的身份旁听课程。一学年之后，如果各门功课在70分以上，潘序伦就可以拥有正式学籍，并直接跳级读大四。

　　潘序伦，这个具有天赋的浪子迷途知返后，立刻就换上了一个人生最大的动力马达——刻苦。

　　换了新马达的潘序伦，每天除了吃饭和睡觉，就像一台永不停息的学习机，一直高速飞转着。

　　第一学期考试，潘序伦就考了全班第二。卜舫济校长兑现承诺，潘序伦从旁听生转为正式学生。

　　大四毕业考试，潘序伦的各科成绩均为全班第一。全校英文大赛他荣获唯一的金奖。

　　上海圣约翰大学是1905年在美国注册的，学生的学籍、学分，美国各大学都承认。

　　中国与美国虽然相隔一个辽阔的太平洋，但上海圣约翰大学优秀的学生，一直深受美国一流大学的青睐。

　　潘序伦收到了世界上最顶级的大学，美国哈佛大学商业管理学院研究生的录取通知书。

　　潘序伦也创造了上海圣约翰大学的一个奇迹，一个旁听生用两年多的时间，考上了哈佛研究生。

　　上海圣约翰大学号称东方的哈佛。每年，南洋兄弟烟草公司都会全额资助上海圣约翰大学五名留学生。

　　潘序伦认为，现代会计与中国传统的账房先生，是有本质区别的，这如同橘和橙的区别。

　　他认为，现代会计的核算、审计、财务管理，伴随着中国民族工业、商业的发展，它一定会成为社会必需的一门新专业。

　　在哈佛两年期间，我从未看过一场电影，也从未到餐馆吃过一顿饭。所有的时间，都是在教室、宿舍或图书馆里度过的。

　　面对民国第一波工业、商业发展的浪潮，潘序伦觉得，他在课堂上说千道万，不如他亲自下场实践。

　　他决心辞去国立暨南大学商学院院长一职，用自主创业的方式，去开创中国的会计行业。

　　国立暨南大学商学院的师生们，实在舍不得这位有着新思想、新学问、新理念的博士院长。

　　他们以一种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方式。在上海《申报》上，刊登了“暨南商大挽留潘序伦”的长篇文章。

　　文章在《申报》发表后，立即成了上海前所未有的热点新闻。潘序伦的名字也以这种特殊的方式，进入到了上海市民的眼帘。

　　上海市民从此也就知道了：上海有一位真才实学、深受师生尊重和喜欢的博士院长。

　　潘序伦也被师生们的真情告白，感动得一塌糊涂。但是，他心中的志向，更加远大！

　　1931年日寇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东北义勇军奋起抗日，全国民众纷纷捐款。

　　但社会上流传，组织捐款的《生活》周刊、东北抗日义勇军后援会，利用捐款徇私舞弊，。

　　潘序伦深知，捐款关系到全国民众抗日热情和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抗日决心。这些捐款：

　　核查工作量是巨大的。因为，老百姓的捐款大部分是小额捐款，最少的只有五分钱。

　　全部收支账目很快就核查清楚了。立信会计事务所将每一笔收支项目都出具了证明，并将核查结果逐笔清晰登报，向全国人民公开。

　　审计核查登报公布后，邹韬奋先生代表《生活》周刊、马占山将军代表东北抗日义勇军、蔡廷锴将军代表十九路军，纷纷感谢潘序伦和立信会计事务所，秉公办事，认真核查，取信于民。

　　立信会计事务所品牌打响后，很快全国各地都纷纷派人来上海立信会计事务所，学习新式会计。

　　面对如此大的社会需求量，潘序伦因势利导，很快开设了立信会计夜校和立信会计专科学校，加速培养新式会计人员。

　　就是在抗战烽火的年代，立信会计专科学校培养新式会计，也从未间断过。抗战结束时，立信为全国培养了三万五千名新式会计人员。

　　潘序伦，成为了中国现代会计行业的创始人，也成为了中国现代会计的一代宗师。

　　潘序伦的弟子遍布全中国，但他有一个特殊的弟子，这弟子是一个极为罕见的天才，也是他的掌上明珠。

　　他父亲在上海经营棉花生意，因为经营不善，公司破产了。至此，他的家境一落千丈。

　　黄炎培告诉潘序伦，顾准这孩子虽然才十二岁，但却是一个罕见的天才，如果辍学太可惜了。

　　当年，恩师黄炎培将自己举荐给了上海圣约翰大学的卜舫济校长。现在恩师又将顾准托付给了自己。

　　管吃管住，免学费，并享有实习生津贴；立信会计专科学校的一切课程，顾准都可以旁听；立信会计事务所的一切高级会议，高管的培训，国际交流研讨会，端茶倒水都由顾准服务，但他可以全程旁听一切内容。

　　第一天上课时，潘序伦也坐在学员的位置上，他是为少年顾准站台，更是检验其知识的含金量。

　　但当顾准讲完课时，无人不敬佩，所有的目光都折射出一句话：自古英雄出少年。

　　19岁时，他出版了专著《银行会计》，成为中国第一本银行会计学大学通用教材。

　　上海圣约翰大学、上海之江大学、上海沪江大学等纷纷聘他为兼职教授。上海的外资公司也纷纷聘其为兼职会计。

　　当时，上海一个蓝领工人月收入只有10-15块大洋；大学教授100-150块大洋；顾准一个月的收入达到了300块大洋。

　　顾准这个思想活跃、善于探索理论的青年，很快就接受了来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和学说，成为了一名进步的左翼青年。

　　1935年，二十岁的顾准加入了中国。由于他出众的才能，二十四岁就成为了地下党江苏省委副书记。

　　顾准利用立信会计事务所和金融专家的公开身份，在上海为党做了大量的特殊工作。

　　顾准的思想和行为的一切变化，潘序伦都看在眼里，作为导师他完全心知肚明，在无言的包容中，默默地保护着弟子。

　　潘序伦实在舍不得这个心爱的徒弟和最得意的弟子。他掏心掏肺、语重心长地对弟子说：别走了，待我退休时，我会将“立信”的一切都交给你。

　　1940年，二十五岁的顾准最终还是带着满腔的青春热血，在地下党组织的特别护送下，奔赴了抗日前线，参加了新四军。

　　而顾准是将自己优渥的生活砸碎，抛向九霄云外。为了其他穷人过上好日子，这个圣洁而美丽的理想，参加了革命。这真是：

　　顾准在新四军期间，去延安参加了党的高级干部培训。期间，中最懂财经、也是上海出生的陈云书记，非常欣赏顾准的才华。为了支援前线，发展解放区的经济，陈云书记曾提议，顾准任解放区山东财政厅厅长。

　　顾准随着解放大军回到阔别九年的上海。他成了上海市财政局局长兼税务局局长。

　　上海市民对顾准的评价是：他是陈毅市长最得力的左右膀，也是市政府最强的大脑。

　　解放初期，上海百业凋弊，经济崩溃，通货膨胀。此时，太需要经济专家和金融专家了。

　　顾准告诉导师说，他向陈毅市长和潘汉年副市长推荐了导师，市领导想请导师做人民政府的高级经济顾问。

　　潘序伦说，因为他曾经在民国政府做过经济管理工作。如果，他现在又在新政府做高级经济顾问。世人会认为，他是一个政治投机分子，会鄙视和嘲笑他的！

　　潘序伦，这个留美经济博士、一代宗师却以最朴素的常识，轻轻地谢绝了市领导的好意，悄悄地关上了当官的大门。

　　短短的三年，上海彻底扭转了财务危机。1952年，上海的税收已比解放初期提高了10倍，并占全国税收的32%。上海成为国家重要的经济支柱。

　　1952年2月，中央财政部X部长带队来上海，要求上海推行群众“民主评定”税率。

　　也如同“浩劫”期间，“工农兵”上大学，是不用考试的。全国采用的是所谓群众评议和民主推荐的方式。

　　作为懂经济的上海市财政局局长兼税务局局长，顾准不同意在上海推行群众“民主评定”税率。

　　1952年2月29日，顾准被以个人英雄主义、目无组织、对抗组织等错误行为，受到了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处分。

　　顾准，这个充满着圣洁和美丽理想的革命者；这个二十岁就参加地下党，二十四岁就成为了地下党江苏省委副书记；这个革自己命的逆行者！

　　其实，上海不执行“民主评定”税率，从表面上看是顾准抗上、不听话。但深层次的原因是：

　　解放前，领导干部绝大多数来自农村。他们在武装斗争的战场上，英勇善战，摧城拔寨。

　　解放后，他们来到了一个陌生的经济赛场，连游戏规则还都没有搞清楚，就参加比赛了。

　　而顾准作为一个专家型的干部，一个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他熟知游戏规则，精通经济工作。

　　所以，在经济赛场同场竞技时，顾准就成了鸡群里那只扎眼的鹤。这只鹤，常让人羡慕嫉妒恨。

　　1955年，顾准被分配到中央党校学习一年。然后，调进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当研究员。

　　1957年，顾准发表了《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重磅文章。

　　在计划经济的年代，敢于研究探索市场经济理论，那就如同四百多年前，探索自由思想的意大利人布鲁诺。

　　顾准是一个罕见的天才，更是一个寻求真理的探索者。他提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论断，至少超前了50年。

　　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顾准曾经提出的：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写进了党的决议。

　　1957年底，反右斗争开始了。顾准这篇炸响华夏大地的重磅文章，成了反党大毒草！

　　1958年，远在上海的导师潘序伦，也因为在政协会议上的发言，被划为了。同时，他被撤销了政协委员，并开除了民盟盟员。

　　他实在坐不住了，他不顾自己头上也戴了一顶的帽子，找到恩师黄炎培（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三十年前，恩师曾将快要辍学的十二岁顾准，托付给了自己。

　　因为他自己心爱的儿子，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博士，中国著名的水利专家，号称“中国的良心”的黄万里教授，也打成了。

　　1961年，国家开始给部分摘帽子。潘序伦和顾准这对师生、这对师徒，先后都摘掉了的帽子。

　　顾准也结束了在河北赞皇、河南商城的劳动改造，又回到了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继续从事他的理论研究。

　　顾准针对当时我囯采用的苏联会计体系中，存在着不注重经济效益，造成资源浪费，阻碍生产力发展等问题，写了《社会主义会计中的几个理论问题》一文。

　　当时，苏联老大哥在中国的方方面面都是导师，地位是神圣的，是不可质疑和挑战的。

　　财政部的一位领导见到顾准后，就严词厉色地警告说，你再反对现行的会计制度，小心给你再戴一次的帽子。

　　顾准回应说，苏联这套会计体系存在的问题，我为什么不能指出呢？我不仅要写出来，还要说出来！

　　他不仅写文章，而且在部委研讨会上公开亮明自己的观点。会议主持人粗暴地打断他的发言，他仍然不改口，继续指出苏联“老大哥”这套会计体系中的弊端和问题。

　　顾准说，对存在的问题和弊端，只要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他都会理直气壮地指出，哪怕被骂得狗血喷头。

　　倒霉的顾准，他的外甥与北大、清华的几个理论爱好同学一起，组织了一个学生理论研究社团。

　　康生一直自认为是党内顶级的秀才。“文人相轻”，康生在延安时期就很嫉妒顾准，这个党内才华横溢从大上海来的青年才俊。但碍于顾准是陈云书记的爱将，就未敢下手整肃。

　　此时，陈云书记早已被打倒，康生已权倾朝野。康生认定，顾准就是大学生反党社团的幕后“黑手”。

　　1965年9月，在叠加的“罪行”下，顾准从“公家”的队伍中再次被拖了出来。

　　他那颗“死不悔改”的脑袋上，又一次戴上了的帽子！顾准成了中国唯一一个两次被打成的人。他背负着中国新的历史纪录，再一次被下放到河南农村劳动改造。

　　1967年，造反派的外调人员到河南，要让在农村劳动改造的顾准揭发一位新四军的老战友。

　　顾准冷冷地甩出了一句话，我不知道。外调人员听到如此藐视、不配合的语言，立马恼羞成怒。

　　他以倔强的目光，伸出自己的脖子，两眼直瞪外调人员，一生文质彬彬的顾准罕见地飙出了粗话：

　　对方一愣，他还从未见过为了他人，如此嘴硬的人。更不用说，这还是一个劳动改造的。

　　顾准的脸被抽得肿胀变了形，鲜血从嘴角流出，流到了脖子。但他那挂着鲜血的脖子，仍硬撑着向外伸。变形的脸庞中，那坚毅无畏的目光，烈火般地射向打手……

　　这拼死的目光，彻底击穿了打手魔鬼的心，打手胆怯了，头也不敢抬，眼也不敢看，那双肮脏的手也被吓抖了……

　　这个霸凌的施暴者在刚直不阿的顾准面前，精神被摧毁了，被碾压成了渺小的蝼蚁！

　　1967年，已经74岁的潘序伦被下放在上海纸品一厂劳动改造。当他听到心爱的弟子被造反派连续抽耳光，这残暴的时。

　　刻骨铭心的“十年”结束后，中国知识界开始反思。有良心的文化人、学者大都很内疚。因为，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绝大多数人都说过违心的话，干过违心的事，有人还甚至批判和揭发过同事和朋友。

　　但大家公认和佩服的只有一个人，这就是全国唯一被两次打成，铁骨铮铮的硬汉顾准！

　　顾准的妻子汪璧，21岁时就与顾准一起参加了上海地下党组织。顾准参加新四军的第二年，上海地下党组织也将汪璧护送到了抗日前线，参加了新四军。随后，汪璧一直紧随顾准转战南北。

　　从1952年顾准被撤职后，到1957年顾准又被打成，汪璧一直不离不弃，带着五个孩子。顾准在农村劳动改造时，她还要从牙缝里省出钱，给顾准寄去书籍。

　　但1965年，顾准第二次被打成，并且成为了全国唯一的两次分子。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下，汪璧她那绷紧的心弦，再也承受不了这超负荷的政治压力，她的精神崩溃了！

　　1968年4月8日，汪璧作为五个学霸孩子的母亲，财政部商务司司长的老革命，她将对世界最后一丝的留念，也彻底放弃了！

　　一年后，当顾准听到这个惨绝悲痛的消息时，他正在吃饭。在悲伤中，他把整个脸都伏在了饭碗上……

　　现在，这句震耳欲聋的话，在顾准的耳边反复锤击，又像鞭子一样狠狠地抽打他那执念的心。

　　1972年，回到北京检查后，诊断结果是癌症。这对顾准来说，真是雪上加霜，祸不单行。

　　顾准确诊癌症后，他在冷静中更多了一份沉重。他很少提及病情，更多的是在念叨，他这一生最对不起的就是爱人汪璧和五个学霸的孩子。

　　他成了北京图书馆来得最早、走得最晚走的特殊读者。每天在图书馆里以冷馒头和开水为餐食。

　　二十多年后，《希腊城邦制度》出版后，欧洲的历史学家对这部伟大著作的科研价值赞叹不已！当知道顾准的创作背景和条件时，他们更是惊叹不已！

　　顾准，将他生命蜡烛的最后一丝光，也用在了探索人类民主、探索社会进步的思想中，并献给了他心爱的祖国和世界。

　　他那苦难中浸泡出的坚韧生命。最终，消耗完了所有的能量和韧力，也没有熬到黎明！

　　1974年12月3号，在寒风萧瑟中，顾准那孤独的真理灵魂，告别了苦难，告别了至暗。

　　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是顾准在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的同事和忘年之交，也是顾准的学生。他在纪念顾准诞辰80周年发言中说：

　　顾准就是一座高耸入云的山峰。不管是在天赋聪明方面，还是在人品方面，我们都无法达到他的境界。

　　吴敬琏对顾准的追思，就是顾准一生精准的素描。吴敬琏也是最有资格评价顾准的人。

　　顾准作为全国唯一一个两次被划为的人。在当时，他就如同可怕的政治“新冠”，让人谈虎变色。

　　人人都在躲避，而且一个比一个躲得更远。因为，人人都怕与顾准有密接，甚至是次密接，而带来政治上的“红码”。

　　顾准癌症晚期住院后，吴敬琏却主动到医院护理老师。每天晚上打开行军床，悉心地守护在病入膏肓的老师身旁。

　　顾准在人间的最后一句话，和生命中的最后一分钟，并将老师的遗体推进太平间，都是学生吴敬琏与老师顾准一起定格凝聚的。

　　吴敬琏这种勇敢和仗义的情怀。是我们的社会，我们的民族极为稀缺的精神和品格。

　　1967年12月，还在劳动改造中的顾准，收到了一封家书。当他打开后，映入眼帘的是一纸声明：

　　为了忠于党，忠于革命，我们誓言与顾准断绝父子关系，决心“生不相见，死不相别”。

　　这些“黑五类”的子女们，在灵魂深处充满着被社会抛弃后的恐惧、孤独和鄙视！

　　这些孩子们，特别是原来学习优秀的孩子，在人生命运突然发生天地颠倒时，更渴望红色阳光能继续照耀在身上，成为组织上信任的革命事业接班人。

　　在“亲不亲阶级分”的多重压力下，孩子们的心态被扭曲了，思考被凝固了，异化成“革命”的新青年。

　　他完全理解，这是孩子们在失去母亲的呵护下，因形势所迫，而无可奈何的心灵自残。

　　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孩子们扭曲的灵魂，用自家的小刀，一刀一刀凌迟老爸和孩子们自己的心！

　　1974年，顾准到了癌症的晚期。他已经有七年多、2600多天没有见到五个孩子了。

　　此时，顾准的五个孩子分别在北京、内蒙古、黑龙江工作或插队落户当知青。顾准迫切地期盼能在临终前，见到儿女们最后一眼。

　　顾准的弟弟陈敏之、老战友、好同事，都竭尽全力促成顾准与子女们能实现人生最后的相见。

　　包括当时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军宣队”的负责人，也泛起了恻隐之心。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他们做了最大的变通，来促成顾准与孩子们最后的见面。

　　但最后还得走一个组织形式，就是顾准要在事先备好的“承认错误”的材料上签名，就可以走摘“”帽子的流程了。

　　众好友苦苦相劝说，你如果摘了“”帽子，孩子们的政治处境就会发生变化，孩子们也敢来看你了。

　　硬汉顾准也不例外，他那柔弱的护犊子之心，最后还是伸出了颤抖的手，在“认错材料”上签了名。

　　但五个孩子，仍然铁了革命的红心，坚守革命的立场，信守革命的誓言：“生不相见”。

　　孩子们那充满着革命、恐惧、孤独的混合灵魂，在扭曲中经受住了父子生死离别的革命考验！

　　顾准遗体告别仪式时，顾准的长女、长子还是跨越了自己设定的“革命”红线多天没有相见的冰冷遗体——父亲。

　　在遗体告别现场，顾准的一位新四军老战友，这位老革命他那双锋利带刃的双眼，渗着冷峻的寒光和老战友的激愤，一直刺向这新一代的“革命”青年……

　　后，政府将“特殊”年代中，潘序伦被抄走的8万元还给了他。他又全部捐献了出来。

　　1984年，他又筹资10万元，设立了“潘序伦奖学金”，奖励优秀的学子们。

　　1985年11月8日，一代宗师潘序伦，这棵枝繁叶茂、涵盖华夏的参天大树，悄无声息地倒下了。

　　1987年11月，上海立信会计专科学校的校园（现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矗立起了一座潘序伦的青铜塑像。

　　1980年2月9日，在师傅潘序伦一年后，顾准也得到了彻底，恢复名誉，恢复党籍。

　　顾准的骨灰，一半遵照他的遗嘱，撒在了他曾经工作过的中科院大楼前的小河里。另一半根据组织的安排，安放在了八宝山革命公墓。

　　顾准的灵魂终于回归到了，他二十岁就为之献身的革命者的行列，人的行列！

　　我们可以看到从黄炎培，到潘序伦、顾准、吴敬琏，他们之间清晰的师徒链、师生链、好人链。

　　几代师徒通过一百多年的时间链、探索链，最终才链接出了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线年，孙中山先生提出的那个著名的期许：希望上海圣约翰大学的同学们，成为中国之光和线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确认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

　　前一段时间，我和一个年轻的朋友聊天，他是经济管理专业的研究生，当我聊到潘序伦时，他一脸的茫然。再提到顾准时，他更是一脸的傻闷。

　　我告诉他，一个是中国现代会计学的宗师。一个是中国第一本《银行会计》大学教材的著作人，更是中国第一个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前辈。这两位老前辈，都是经济学方面的大师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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